李克强

11月2日,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的遗体在北京火化,天安门广场上下半旗致哀。李克强10月26日于上海突发心脏病,27日凌晨逝世,27日当天他的遗体由专机从上海护送至北京。

他的突然离世,引发中国民间缅怀浪潮,从他工作过的河南,到家乡安徽,民众自发献花累积成山丘,与公众对上一位前总理李鹏离世的反响有天壤之别。

一位安徽籍企业家感慨,李克强很真诚、务实,而且对企业家很友善,得知他去世的消息,“心里痛了一下子”。

回看李克强的两任总理任期,数据上无疑很辉煌——十年间,中国的GDP从53万亿增长到121万亿元,年均6.2%;他颇为重视的医保改革,覆盖人群也从5.4亿增加到13.6亿;“简政放权”的改革使政府行政审批事项缩减到三分之一。

也有分析提到他未尽的改革——从上任伊始就着力“去杠杆”,但在他离任时,中国实体经济债务杠杆率,比十年前不降反升;李克强着力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,再用房地产税作为地方政府主要税源,地方政府依然未能摆脱土地财政,债务问题悬而未决。

然而,不同时代的总理,面临不同国情,承担不同任务。朱镕基九十年代上任后,实施分税制、汇率改革、加入世贸、取消福利分房、国企改革,动作之大,领域之广,如同筑陆基,铺铁轨,造车头,让中国的经济列车,有动力、有方向,开始隆隆前进。

温家宝的十年,则被称为中国的“战略机遇期”,美国在“9·11”后把注意力投向中东,中国则沿着“朱时代”的改革轨道,快速行驶。

到了李克强上任之时,积弊开始涌现,抵消之前的改革红利,同时中国为了应对金融海啸,推出四万亿计划,副作用开始显现,被形容为“饮鸩止渴”。难题摆在眼前——如何为一辆正在高速行驶的列车,更换部件,甚至修理引擎,而不让它掉速?

更大的难题出现在李克强的第二个任期,中美贸易战、科技战、新冠疫情先后爆发,让这辆列车不得不降速,中国经济甚至不得不停下改革的脚步,不得以改变去杠杆的初衷,而适度增加杠杆。这种级别的考验,是前几届政府所未遇到的。

在此背景下,有必要回溯李克强的十年执政留下的遗产,尤其首位博士出身的中国总理,在经济领域究竟为这个国家留下了什么?

在河南省会郑州,纪念李克强的人群和鲜花。

在河南省会郑州,纪念李克强的人群和鲜花。

剪刀手:“不是剪指甲,是割腕,忍痛也得下刀”

“简政放权”几乎成为李克强第一个任期(2013-2017)最为标志性的政策——五年间,每年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都是关于这个话题。

2015年的两会记者会上,李克强针对简政放权说,“不是剪指甲,是割腕,忍痛也得下刀。”

许多新词,也因为李克强的讲话,而进入公共舆论——比如,“负面清单”,明确企业不能做什么,其他则都可以做;比如“权力清单”,明确政府该做什么,其他没有授权的皆不能做;再比如,“责任清单”,规定政府对待市场的责任,在一些领域必须作为。

这种改革背后的逻辑是,中国长期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,政府“事事都要管”,后来过渡到双轨制,即便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后,依然面临这种惯性,造成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。李克强甚至回忆过,改革开放前他在农村插队时,春荒时节妇女儿童要逃荒要饭,甚至还要去大队盖公章。

李克强进一步解释这项改革的意义,“简政放权有利于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,激发市场活力,也可以用它去顶住经济下行的压力”。

这种改革涉及面极为广泛,在他上任之初,仅国务院各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就达到1700多项,还有省市县级,多如牛毛的审批,让企业办什么事都要“跑断腿”——比如民办学校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核准、棉花加工资质认定等等。

李克强目标在第一个任期的五年,砍掉三分之一冗余事项,最终两年就提前完成。整个十年,砍掉了三分之二的审批事项。效果也立竿见影,在实施简政放权第一年,新注册企业就增加了30%左右。

一位曾经在景德镇经营工艺品公司的法国企业家表示,他当时去当地的政务大厅注册公司,每天都去,工作人员一看到他就说“老外来了”,然后就告诉他去哪个窗口办什么事情,不到两周,他就把公司办起来了。“对于一个中文不太好的外国人来说,这太不可思议了,后来我去日本经营餐厅和酒店,效率完全比不了。我也在想,这或许是中国经济发展快,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吧。”

不仅如此,李克强还对政府部门的实际开销下了三剪刀:他要求当届,政府性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和改扩建;财政供养人员总量只减不增;“三公”经费只减不增。这一表态在民间舆论颇受好评。

破壁者:“如果沿用老办法,可能就没有今天的微信了”

破壁者,作为一个文化语码,出现在中国近年最知名的科幻小说《三体》中,指破解人内心真实的想法。在李克强去世后,一篇旧文《破壁者李克强》被广为转发,用以纪念这位前总理。

事实上,李克强打破的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壁垒,也不是政策的壁垒,而是观念的壁垒。

比如李克强在90年代主政河南之时,这个农业大省,连年丰收,却富不起来。他提出,“要想农民富裕就必须减少农民”。

此言一出,争议甚嚣尘上,这位彼时42岁的中国最年轻省长,也解释了背后逻辑——光靠种粮是不可能让这么多人口富裕起来,必须让种粮集约化、现代化,让更多农民变成工人,利用小麦大省的优势,发展粮食深加工,创造更高价值,才能让全省富起来。

之后即便李克强离任,河南也一直沿着这条道路发展,时至今日,河南制造了全中国一半的火腿肠,七成的速冻水饺,六成的速冻汤圆。

成为总理后,有两个行业在十年间快速崛起,快递和互联网。

民营快递企业发展之初被认为影响市容市貌,抢占邮政资源。李克强在多年后回忆,对于很多要求禁止快递的声音,他研究后还是决定不能一上来就“管死”,而应该“包容审慎”。

邮政一直以来是国有包办的领域,网购行业兴起后,中国的快递行业急速发展,在充分竞争下,效率几乎为世界之最,在如此庞大的国家,用极低的价格(往往在2美元以内),做到隔日送达。

另一个例子是微信,这个被马斯克称为超级应用软件的聊天工具,成为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的标志之一。在2017年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上,李克强也回忆称,几年前微信刚出现时,相关方面不赞成的声音很大,“我们还是顶住这种声音,决定先看一看再规范,如果仍沿用老办法去管,可能就没有今天的微信了”。

作为破壁者的李克强,还善于用数据刺破迷雾

一份流出的美国外交档案中记录道,李克强主政辽宁时,曾向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克拉克·兰特(Clark T. Randt Jr.)说,GDP作为观察经济的指标不可靠,他习惯用耗电量、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,来对经济体检。

2010年时《经济学人》认为这三个指标比GDP更可靠的评价指标,并将其命名为“克强指数”,花旗银行甚至将三个指标占比细化后,正式用作研究依据。

另一个例子是在2020年5月的记者会上,李克强称,“(中国)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,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”。

这个数字并不在统计报告之中,而且从总理的口中说出,颇具震撼力,对于蒸蒸日上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言,舆论在大国崛起的氛围中沉浸已久,再加上,彼时正值中国“脱贫攻坚”工程如火如荼地推进之时,李克强用这组数据,揭示出民生维艰的另一面。

李克强对于GDP不太看重,但对于就业极为重视。“保就业”成为他的常用语。

李克强在他十年的总理生涯中,多次谈过就业和增速的关系。

在2013年11月的一次讲话中,李克强表示,关注GDP,其实关注的是就业。过去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会拉动100万人就业,这几年产业结构调整,尤其是服务业发展后,目前GDP增长1个百分点,能够拉动130万、甚至150万人就业。反复测算后认为要保证新增就业1000万人,需要7.2%的经济增长。

他当时说:“之所以要稳增长,说到底就是为了保就业。”这句话在随后十年在政府和经济界被反复引用。

十年过去了,中国当前保就业的压力更大,不过随着经济结构的优化,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,拉动的新增就业也超过200万。

在今年3月李克强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,他还是不忘提自己非常在意的“防风险”。

他表示:“中共中央把年度主要预期目标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,加强区间调控、定向调控、相机调控(预调和微调)、精准调控,既果断加大力度,又不搞‘大水漫灌’,透支未来。”

回到2014年,他做第一次政府工作报告时,也说了类似的话——“对这种情况,我们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,不采取短期刺激措施,不扩大赤字,不超发货币”。

十年间,李克强每逢强调要刺激经济,必提“不搞大水漫灌”。这么讲,恰恰因为“大水漫灌、透支未来”发生过——

2008年次贷危机后,金融海啸的余波跨过太平洋冲上中国的海岸,当年11月中国进出口数据突然跳崖,出口增速从上月的19.2%下降到-2.2%,进口增速从上月的15.7%下降到-17.9%。

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称,“这场金融危机是历史上罕见的”,以及“要千方百计防止金融危机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”。

几天后,中国宣布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”,并推出一个四万亿元级的经济刺激计划,当时低迷的全球经济都为之一振。大量的钱注入经济,基建狂潮成为托底经济的主力。2008年底开始,中国发改委突然放松审批条件,密集批复同意了28个城市的地铁规划,投资超过1万亿元。事实上,“四万亿”中45%投向了公路、铁路、机场和城乡电网。

但很快,该刺激计划被视为“饮鸩止渴”,推高了债务风险,吹起了地产泡沫。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事后称,“它不但没有降低杠杆,相反进一步杠杆化了”,而一旦有风吹草动,“局部的资金链断裂传导到金融市场的其他部分,引发系统性危机”。

前期的“大水漫灌”,“透支”了李克强时代的“未来”

此后多年中国不得不承受“去产能、去库存、去杠杆”带来的痛感。这也几乎定义了李克强十年间的主政思维——2013年6月,巴克莱资本公司提出“克强经济学”概念,其包含三个主要的构成部分,也被解读为“克强经济学”的三大支柱:一、政府不推出刺激政策,而是通过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;二、去杠杆化,以大幅削减债务,降低借贷与产出比;推行经济结构改革,以短痛换取长期的可持续发展。

这三点几乎都与消化“四万亿”带来的副作用有关。

“李克强的时代任务不同,朱镕基是白纸上作画,建章立制,打造中国经济的整体框架。李克强的任务是要防止这辆列车脱轨,”一位旅居美国的中国智库人事表示。总体而言,李克强完成了时代任务,即便遇到中美对峙,新冠肺炎,这种世纪级挑战,中国经济虽然降速,但并没有崩溃。但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,因为脱轨的风险并没有解除,依然存在。

朱镕基时代,这一体制运行的尤为明显,在经济改革的方方面面,从国企改革到到房地产改革再到加入世贸组织,都打上了鲜明的"总理"烙印。

邓小平时代提出“党政分开”,到了2017年“两会”时,王岐山特地纠正为“党政分工”。

但即便如此,中国总理的重要程度依然强于一些国家的虚衔总理,比如法国总理、俄罗斯总理。

知名学者傅高义生前一次接受访问时称,当年朱镕基能够大刀阔斧地改革,与江泽民对他的信任分不开,他们配合得很好,朱镕基自主权很大,但其实这是特例,中国历任总理更多还是CEO,扮演执行者的角色。

上述智库人士评价,李克强做了很多实际的改革,他很好地履行了他的任务,至于很多人批评他没有更多革命性的建树,我认为这是不公允的,在中国的当前情况下,那也不是他的任务和责任。

李克强去世突然,我们并未找到他对于执政生涯的自我评价。最接近的表述有两次:

一次在去年两会的记者会上,李克强称,“本届政府以来,国际形势复杂多变,国内矛盾和困难叠加。说到最大的挑战,那还是新冠疫情及其给经济带来的严重冲击。我们志不求易、事不避难、行不避险,尽了最大努力。”

另一次是今年李克强卸任之际,与国务院办公厅全体人员告别时,他表示,“现在在北方,尚属冬季,但今天阳光明媚,如沐春光,人们常说,人在干,天在看,看来是苍天有眼啊,我们国办同志这些年来,辛辛苦苦,扎扎实实,作出了特殊的奉献,应该给你们奖赏。”